邓叔群（1902年12月12日-1970年5月01日），福建福州人，真菌学家、植物病理学家、森林学家 [1] 。曾任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
1923年清华学堂毕业。1928年获美国康乃尔大学森林学硕士学位和植物病理学博士学位。1948年选聘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70年5月逝世于北京。
邓叔群早期从事林业、植物病理学研究工作。
邓叔群(1902.12.12-1970.5.01),微生物学家 。福建福州人。1923年清华学堂毕业。1928年获美国康乃尔大学森林学硕士学位和植物病理学博士学位。1948年选聘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曾任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早期从事林业、植物病理学研究工作。运用生态学观点研究中国早期林业史、造林与管理、洪坝森林等问题对半边莲的丝核菌病、水稻黑穗病、棉粮作物主要病害及其它经济作物病害防治研究均取得成就尤其专长于真菌学研究，发现新种120个，新属4个，已为国际上公认，并被列入英国真菌研究所编写的《真菌学字典》还对蘑菇识别、食用菌的营养价值、毒蘑类型、中毒症状、解毒方法有系统的阐述，为粘菌和真菌分类作出了贡献。
人物生平
1902年12月，邓叔群（字子牧）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
1915年，考入北平清华学堂留美预备班学习，1923年毕业，旋即以公费赴美留学，后进入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先后获得森林硕士学位和植物病理学博士学位。由于成绩优异，先后荣获“斐陶斐”奖和选为Sigma－Xi荣誉会员。在异国他乡，深感中国人被视为“东亚病夫”的耻辱，决心为振兴中华民族科学事业贡献力量。故学业完成后，就婉言谢绝了校方和导师的挽留，毅然回国。
1928年，邓叔群回国后，进入岭南大学任教（-1929年）。
1932年起先后应邀在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和中央自然历史博物馆任研究员，中华文教基金董事会任研究员，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任研究员，中央研究院林业实验研究所任副所长等。
1941年，辞去中央研究院林业实验研究所的职务，自愿赴西北任甘肃省水利林牧公司林业部经理，为黄河上游的水土保持和森林保护作出了重大贡献。
1946年，回到中央研究院，继续从事科研工作，除从事森林生态和高等真菌学的研究外，并兼任《植物学报》编委。在此期间，他创设了森林生态研究室，并恢复了真菌研究室。
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邓叔群的学生沈其益受东北人民政府的委托，秘密来到上海，约请他到解放区工作。他兴奋不已，不顾当时正在咳血，立即着手进行林业教育工作的准备，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编写出了20本一整套林科大学教材纲要。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邓叔群在北京参加了第一次全国科学工作者大会后，举家来到东北，先后担任沈阳农学院教务长、副院长，东北农学院副院长。在极艰苦的条件下，他献身农业教育事业，为东北的教育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1950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并任中央委员。
1951年9月，任命为松江省人民政府委员。
1955年，邓叔群调北京中国科学院工作，历任中国科学院真菌学研究所、微生物研究所副所长。在此期间曾受中国科学院派遣访问了匈牙利；受林业部派遣作为中国代表团的副团长出席了第四届国际林业会议。
195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
1956年和1962年，曾两次参加了制定全国科学规划会议，负责林业及微生物学规划的部分工作。
1960年，受林业部的委托主持了森林病理专业人才培训班。
1963年，在广州创建中国科学院中南真菌研究室（后改为广东省微生物研究所）。
1970年5月，因受“文化大革命”迫害致死，1978年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
主要成就
科研成就
科研综述
邓叔群运用生态学观点研究中国早期林业史、造林与管理、洪坝森林等问题；对半边莲的丝核菌病、水稻黑穗病、棉粮作物主要病害及其它经济作物病害防治研究均取得成就；尤其专长于真菌学研究，发现新种120个，新属4个，已为国际上公认，并被列入英国真菌研究所编写的《真菌学字典》；还对蘑菇识别、食用菌的营养价值、毒蘑类型、中毒症状、解毒方法有系统的阐述，为粘菌和真菌分类作出了贡献。
早期为黄河上游水土保持作出的贡献
早在本世纪30年代初期，邓叔群就开始注意对生态学的研究。1939年，他利用中央农林部要他负责一部分林业科学研究的机会，组织了西南森林调查团，深入四川、云南、西康等省的沙坪坝、岷山、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等地区的原始林区，进行了为期两年的调查，对中国西南地区的森林分布、生长生态特性以及林木的病害情况进行了较详细的研究，发表了《洪坝森林的研究》、《中国天然林管理法之研究》（一）、《今日中国的林业问题》、《西藏东部高原的森林地理》等论文。
为了在西北黄土高原地区建立一种有利于农林牧业生产的生态系统，以减轻黄河对其下游地区的危害，他于1941年放弃大城市的生活来到了甘肃省的林区。在他任甘肃省水利林牧公司林业部经理的6年期间，先后曾去白龙江中游武都、文县一带、天水小陇山、河西走廊、祁连山、秦岭等林区，亲自进行调查研究，采集了大量的标本，分析了大量的树木生长情况，为科学地营林育林提供了依据；他论证了祁连山、天山等高山林区植被灌木丛对于积雪、保土和调节雪水径流的重要作用；设计出在兰州南北山干旱地区采用“水平沟”造林的方案，为保持水土、保证较高的造林成活率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他建议，在黄土高原荒山造林应选用沙枣、柽柳、白榆等耐寒抗旱的小乔木作先锋树种。这一建议在当时虽然没有被充分采纳和利用，但对今天改造黄土高原的工作仍有其重要的参考价值。在这期间，邓叔群最重要的工作和最大的贡献，就是他首先提出了生态平衡的观点，并亲自在黄土高原地区以成功的实践证明了科学经营林业和科学管理森林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为后人留下了一个活生生的、科学经营管理森林的典型——洮河林场。
黄河的大支流洮河上游的大片原始森林当时为藏族林主所有，他们常把森林的树木卖给木材商人，树木砍光后再放火烧山以长牧草或开辟为耕地，因此水土流失情况日益严重，从而给黄河下游带来的灾难也就随之加重。为了改变这种日趋恶化的生态环境，他利用水利林牧公司的资金，在洮河上游甘肃省卓尼县买下了一大片藏族林主的森林，创办了位于卓尼的洮河林场总场和苗圃，以及卓尼地区以外的三个洮河林场分场和一个牧场。他对这些林场中的森林分别进行调查、勘测，绘制了中国较早应用的林型图，并就各树种、树龄以及林木生长、材积、更新和病虫害等情况进行分类研究，制定出了一整套保证更新量、营造量大于采伐量的科学经营管理制度，使森林长存、采伐不绝。自那时起迄今已有40多年，但至今洮河林场仍在沿用当年他亲自制定的这一科学管理制度。几十年来，黄河上游的多数森林均遭程度不同的破坏，唯洮河林场为黄河上游保留下了宝贵的森林区，为黄河上游的水土保持和生态平衡作出了贡献。
这一期间，邓叔群在西北黄土高原地区所进行的大量调查结果以及实践经验的总结都汇总在他离开甘肃后于1947—1948年发表的诸论文中，如：《甘肃林区及其生态》、《甘肃的造林与管理》、《甘肃林业的基础》、《甘肃的气候与树木年轮》、《中国天然林管理法之研究》（二）、《中国森林地理概要》等。
1948年底，他为东北编写的林科大学教材纲要，其中包括森林生态学、造林学、测林学、森林经营学、森林病理学等，就是他对中国森林的大量调查研究结果和实践经验的产物。
载入英国《真菌学辞典》的唯一中国人
邓叔群对中国真菌学，尤其对粘菌和高等真菌的研究和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生前发表的有关真菌的近40篇论文和两部专著为中国真菌学事业奠定了基础。他在国际上享有声誉：苏联曾将他1939年出版的专著《中国高等真菌》译成俄文；苏联著名多孔菌专家邦达尔采夫（Бондарцев）、法国著名伞菌专家厄姆（Heim）多次向他函索著作；1957年捷克斯洛伐克与中国交换标本时，指名要他亲自鉴定的高等真菌标本；美、英、法、日、苏、匈、葡、加拿大、瑞典等国学者把自己的著作赠给他，并要求交换著作。
1940年以前他主要是从事真菌分类学的工作，截至1940年，他共发现4个新属、120个新种、6个新变种、18个新组合体。这些新的发现曾在他1932—1940年发表的30余篇论文中陆续有所报道，例如，在《中国真菌续志》（二）中共描述了55种子囊菌和一种半知菌，其中就包括他发现的29个新种和两个新变种；在《中国真菌续志》（五）中共描述了76个属的172个种，其中就包括他发现的1个新属、15个新种和1个新组合体；在《中国真菌续志》（八）中共描述了47个属的102个种，其中就包括他发现的1个新属、5个新种和7个新组合体；在《中国高等真菌补志》中则报道了他发现的两个新属、4个新种和1个新组合体。邓叔群所发现的新属和新种得到国际上的公认，并被载入英国真菌研究所编辑的《真菌学辞典》。这是载入这本具有世界权威性的辞典的唯一的由中国人鉴定的新菌种。1939年，他的第一部专著《中国高等真菌》（英文版）出版。这是他回国后10年中对中国高等真菌分类研究的总结，书中包括了上述他的新发现，全书描述了子囊菌10目38科179属475种；担子菌9目28科128属718种；半知菌4目9科80属198种，总共23目75科387属1391种。其中每个目、科、属、种都根据标本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并在每个菌名下列举了寄主、生长习性和采集地点。
回国近40年来，截至1966年，他亲手采集和鉴定的真菌标本数以万计，他所研究过的真菌种类达3400种以上，占已知全国真菌总数的近50%（据1979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真菌学总汇》统计，已知全国真菌约7000种）。1963年出版的100余万字的第二部专著《中国的真菌》，是他回国后截至1963年以前的研究总结，亦是1939年出版的《中国高等真菌》的增订本，书中包括粘菌和全部真菌，以粘菌、高等子囊菌和高等担子菌为主，还有藻状菌、半知菌等。全书描述了总共41目119科601属约2400种和110个新组合。同第一本专著一样，每个目、科、属、种都是根据标本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列举了寄主、生长习性和采集地点。
《中国的真菌》出版后，他又陆续系统地对中国国内的真菌进行仔细研究，截至1966年又研究出1000余种，原准备在《中国的真菌》第二版时将这1000余种全部增补进去，但“文化大革命”毁掉了这些手稿。另外，他已拟好提纲准备着手编写的其它三部专著——《真菌的系统发育》、《真菌的生态》和《真菌学》（上中下三册）——也同样被扼杀。
另外一部1966年5月刚刚完稿的40万字并附600幅彩图的专著《蘑菇谱——中国的食用菌与毒菌》，这是他积整整八年的心血作为向1966年“七·一”的献礼书稿，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同遭厄运。这部专著是他在1957—1965年期间跑遍全国各主要林区采集标本、亲自鉴定、就地绘图、深入林区向群众调查访问，集德、法、日、英、美各国当时最新研究成果之大成，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而写成的。该书从1963年起就被科学出版社列为重点出版项目。书中描述了国内600余种可食用的和有毒的蘑菇，包括食用菇与有毒蘑菇的识别方法，各种食用菇的营养价值及国外的有关分析资料，各种毒菇的毒素类型和结构特性、中毒症状、解毒方法及国外有关毒理学和解剖学的研究结果。
中国森林病理学的创始人之一
在回国初期任教期间，邓叔群从事的研究工作曾侧重于水稻、小麦和棉花的病害及其防治方面，因为他清楚地意识到，这些主要农作物的大面积病害对广大农民来说意味着什么。然而事实是：尽管他发表了10余篇论文，尽管他在试验田中试验成功后亲自背上喷雾器跑到附近的农村去指导农民、为他们示范，但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他的研究成果不可能为人民所享用。因此，后来当他的研究重点转向森林学和真菌学方面时，一个新的想法萌发了。
在他进行森林调查时，他很敏感地注意到树木的病害与真菌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因此，在他有机会进行广泛地森林调查时，他就特别注意调查那些由真菌引起的树木病害，这项工作从1939年在西南原始森林区进行调查时就开始了。积多年调查研究的结果，他首创地将森林学与真菌学这两个专业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提出了森林病理学的概念，使真菌学直接服务于森林学，而这二者的结合又可直接服务于国民经济。1948年底他为东北解放区编写林科大学教材时，就写出了森林病理学的教材纲要。1960年在国务院的支持下，林业部举办了中国首届森林病理培训班，来自20多个省市和部委的近50名森林学专业的优秀大学毕业生接受了他的培训。后来，这一批专业技术人材在全国各地都成为了森林病理学方面的骨干力量，也都在重要岗位作出了成绩。
人才培养
1928年，历任岭南大学、金陵大学和中央大学的教授，负责讲授植物病理学、真菌学等课程，并从事水稻、小麦、棉花病害的防治研究。
邓叔群不论是回国早期执教，还是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在东北兴办教育，以及在科研中培养青年一代的过程中，治学严谨、言传身教始终是他突出的特点。他的学生之一沈其益教授这样回忆说：“我当邓先生的学生时，他经常启发我对植物病理学和真菌学的兴趣和爱好，使我终于选择了这个学科作为我终身从事的专业。他热爱科学、治学严谨、诲人不倦的精神始终感染和激励着我的学习和工作”。
他是位认真而严格的老师，授课时对于基本理论总是讲授得非常明确、清晰，使学生们能很快领悟实质。他要求每个学生对主要作物病害的病原、病状及传染循环、防治方法都要学会记熟，并随时检查他们的学习效果，从不含糊迁就。虽然如此，但他对待学生亲如家人，督促、鼓励他们努力学习。他热切地希望青年一代能掌握他自己所有的知识和经验，因而他总是亲自主持实验课，手把手地指导操作；亲自带学生们外出采集标本，实地实物现场教学，通过实验和实践启发和培养学生们对该学科的兴趣与爱好，加深他们对理论知识的理解，提高他们对实际病害、对繁多的真菌种类物征的识别判断能力，训练他们今后独立搞科研的技能技巧。在执教期间，他对他的学生们是这样做的，在搞科研期间他对他的学生和助手们也是这样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东北人民政府在伪满洲国的破烂摊子基础上筹建沈阳农学院时，将他从上海借调去工作。在这期间，他对东北的农业教育做出了重大贡献，也正是在这期间充分地体现了他的教育风格。由于他清楚地知道教育者对被教育者身负的重任，同时也由于他自己对教学工作极其认真、严格而又讲求实效，因而当他任教育长以及后来任副院长时，他始终都坚持主张师资队伍要重质量，宁缺勿滥，绝不可误人子弟；培养出的学生不但要有高水平的基础理论知识，还要有动手实践的能力。他组织各教研室新老教师钻研业务，他把日本教材、苏联教材和美国教材加以分析贯通，编写出新的教材为青年教师进修讲课。他动员他过去学有专长的学生和同事到沈阳农学院任教，并根据东北农业发展的需要建立了农业机械化系和森林工业等新专业。为提高教学质量开展科研工作，他亲自制定计划购置仪器、设备、图书，并逐项审核、落实。他为畜牧系购求优良种畜、为整顿校区内的水旱试验田和标本林苗圃、为筹划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基地都付出了心血。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他提出学院宁可没有楼房，但要有整洁而有秩序的学习、实验环境，他主张因陋就简、利用坍塌的房框子加以修复扩建成校舍及生活设施，并组织全校师生劳动建校，他自己则带头参加修路、修剪树木、培育苗圃等劳动。
他当时的同事这样回忆说：“他是一位专家学者，同时也是一位具有丰富教育经验和高度事业心的干部，他对沈阳农学院的规划、改革、充实做出了出色的贡献。他的特点是：艰苦奋斗，精心设计，狠抓教育质量。”
荣誉表彰
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